概述
杆秤是我国古代度量衡三大件（尺、斗、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衡器的基本工具，是实现公平贸易的重要工具，也是当今人们仍然在使用的最主要的衡器。手工制作杆秤的工艺在中国流传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杆秤已经出现。《墨经·经下》中，对杆秤的力学原理有精确的论述：“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自铭为石权，折算每斤合256.3克，加刻二十六年诏书。1964年，在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高奴禾石”铜权。此权自始铸至秦二世元年，三次镌刻铭文，长期作为标准器使用，表明秦在战国时期对于衡器制造已有严格的制度，反映了自战国秦至秦朝一直保持着统一的衡制，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详细介绍
到南北朝时期，逐渐演变成杆秤为主要的称量工具。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的执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杆秤形象，画面中的杆秤与今天的杆秤几乎是一模一样，充分证明了杆秤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说明自此以后的一千多年，在基本形式和原理上，杆秤还是沿袭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形式和原理，没有大的改变。
据民间传说，木杆秤是鲁班发明的，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在杆秤上刻制13颗星花，定13两为一斤；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添加“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改一斤为16两，并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民间对秤上星花的说法:无论做什么生意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或折福、或折寿，所以就有“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的说法。这正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星相学在这一技艺中的映射，同时也暗含着天理公道的观念，体现了杆秤在民间深厚的情感基础。
杆秤制作和其长期广泛使用也衍生了大量的语言遗产。比如“权衡”一词即来源于杆秤，“权”本义指秤砣，“衡”本意指秤杆；在当地方言中有很多俗语、谚语来源于杆秤，比如“不识秤花，不会当家”、“心吃了秤锤了”（形容人贪心）等等。同时由于杆秤的形状象龙，有些人家把秤视为吉祥之物，用于镇邪供奉于正堂上。由此可见，这一技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在秦镇的集市上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秤，今天已无从考证。高福秤铺是秦渡镇开办较早的秤铺，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据杨氏秤铺的传人杨卫斌及其家人讲，杨氏秤铺是秦渡镇祖传的老铺子，20世纪20年代杨逢吉师从高福学得这门钉秤手艺后，于1930年前后自办“杨氏钉秤”秤铺。此后，杨家几代人父子相传，直至20世纪80年代，秦渡镇集市上和商铺里用的杆秤大都出自杨氏之手。
杨氏制作的木杆秤按杆长及铊重分为大、中、小三种型号，大号秤称重150公斤，小号秤称重5公斤,由秤杆、秤砣、秤盘三个部分组成。其制作是极其精细和严谨的手工活，包括：选木料、做秤杆、上秤钩和提钮、校秤和标划刻度、镶铜花和秤杆染色等十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矩和制作技巧，都用祖传的专用工具进行手工制作。尤其校秤和标划刻度是其技艺核心，利用了杠杆原理和数学定律，体现和传承了我国古代的科学精神和智慧。
过去杨逢吉做的秤为16两秤，即16两为一斤。秤是一绳，一纽，非定量砣。16两秤一直做到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为了加强计量法制管理，实行度量衡单位改革，先后制定了杆秤的检定规程和国家标准，把秤制统一改为10两一斤。公社化后，杨家秤铺变为公有，成为生产队开办的钉秤门市部。20世纪60年代，杨逢吉将定秤手艺传传给其子杨博文，杨博文把原来的一绳一纽，变为二提绳，改善了木杆秤的性能。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生产队解散，秤铺复归杨家私人所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农村商品经济空前活跃，杨家秤铺迎来了黄金时期，年售出杆秤达五六百杆。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电子秤和磅秤逐渐普及，使用木杆秤的人越来越少。木杆秤制作这门手艺已无法依靠市场自我生存，濒危状况十分严重，整个社会“不识秤花”的人也越来越多。目前，秤铺生意日渐清淡，年制售的杆秤仅百余杆。秦镇原来的几家以制作杆秤为业的秤铺都相继关门，仅剩杨氏一家秤铺勉强支撑。
当代价值
作为西安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民间活态传承的生动见证。保护和传承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对于维护地方文化多样性、延续中华文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常见问题
Q：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是什么？
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更多非遗项目请访问嘉德五行非遗文化平台(jd5x.com)。
Q：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属于哪个非遗类别？
秦镇杨氏木杆秤制作技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门类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